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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百胜和鑫百利_林家三兄弟 英雄出少年
2020-01-11 14:02:03    来源:虎门新闻网
  

新百胜和鑫百利_林家三兄弟 英雄出少年

新百胜和鑫百利, 中共党史上有著名的 “林家三兄弟”,林育英(张浩)、林育南、林彪(林育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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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氏三兄弟” 是黄冈白羊山林氏家族的第八代族人,在他们的父辈时代,林氏还是一个殷实的家族,有水田,有染铺,还在武汉开了一家颇具规模的织布行。

林育英(1897—1942),后来化名“张浩”,是中共元老之一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林育英年龄最大,“出道”却在堂弟林育南之后,他是受了后者影响才走上革命道路的。而林育南又是在中共元老之一恽代英的引导下参加革命的。林彪也是在两个堂哥的影响和带动下参加革命的。

1921年7月,恽代英、李求实和林育南、林育英在他们创办的“浚新小学”内发起成立了带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共存社”——这也就是中共正式成立之前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渊源了。1922年2月,林育英在武昌由恽代英、林育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林彪就读于林育南、恽代英等在黄冈八斗湾创办的浚新学校,受到革命熏陶。

“二七”大罢工发动之后,林育英奉命去长沙开展工作,热烈地鼓动人力车夫开展要求降低租金的工人运动,1500名人力车夫在他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在长沙街头示威,高喊着“老板不减租,我们不罢休”的口号,最终迫使人力车行老板答应工人的请求。

1924年5月,苏联为了援助正在萌动的大革命运动,接受中国同志去苏联学习,林育英被组织选中远赴苏联,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翌年7月,林育英化名“林春山”回国,不久即参与领导了上海的工人运动。其时正值北洋政局动荡,是年12月,上海总工会举行万人集会,提出“反奉倒段”的口号,引起当局的镇压。在军警围殴中林育英头部被戳伤,留下了严重的脑伤后遗症。

大革命失败后,林育英潜伏长沙,负责恢复中共湖南省委和组建工会。湖南反动军阀何健闻讯广为搜捕革命者,林育英无存身之所,索性剃去头发,化装成僧人,以化缘和乞讨为生,跋涉月余,潜入党中央所在地上海。1930年4月,组织上派林育英去东北筹组中共满洲省委,林育英为省委书记。不久由于叛徒出卖,林育英被当地日军逮捕,敌人对他严刑逼供,非要他承认是“共产党大头目林育英”,但他始终没有吐一个字。

1932年1月,林育英经营救出狱,但身体已遭受严重伤害。翌年1月,林育英奉命赴莫斯科,任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此时,二、四方面军仍在长征途中,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而党组织内部的“左”倾路线也亟待肃清,这一切都需要共产国际的支持。正在这时,11月中旬,一个自称“张浩”的黑瘦汉子找到了定边县党组织,要求面见党中央领导。他原名林育英,是共产国际派来与中共中央联络的特使。原来,在长征期间,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中断了。在此期间,1935年7月,共产国际历史性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作出了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根据会议精神,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为了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以及建立与中共中央的联络,共产国际决定派张浩回国。

此行使命重大,需要较高威望和知名度的优秀党员,此行秘密而艰辛,需要对党无限忠诚、意志特别坚定的同志,张浩是中共党内著名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等中共领导人都熟识,堪当此任。为了防止暴露党的秘密,此行不能携带一字一纸。张浩用半个月的时间,将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精神、《八一宣言》内容以及枯燥单调的密码本内容反复背诵,铭记脑海。

1935年9月,张浩从莫斯科出发,先至外蒙古,然后从外蒙古步行回国,一路风餐露宿、忍饥挨饿,穿越茫茫沙漠,最终到达陕西定边县。接着,张浩被接到了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与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相见。

张浩就像及时雨,他的到来使中国共产党了解到最新的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他为纠正“左”倾错误、制止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出了卓越的历史性的贡献。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林彪为115师师长,林育英为129师政委(先以政训处主任的名义)。据说毛泽东曾不无调侃地说:“假如林育南还在,干脆八路军这三个师都由你们林家包了。”

然而此时“张浩”积劳成疾,加之两次入狱给他带来的身体伤害,已经很难担当艰苦的军旅工作了。当时刘伯承看到他发病时的痛苦情形,心情极为难受,只得向中央如实报告他的病情,请求让他去延安治病,并另派人来接替政委一职。1938年春,“张浩”被调回中央,接替他的是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在延安,“张浩”一边养病,一边努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41年张浩病情恶化,被送往延安中央医院抢救。翌年2月,林彪在苏联养伤痊愈后取道新疆回国,刚刚抵达延安,得知兄长病危住院的消息,匆忙赶到医院,总算得以在林育英生前相聚。其时林育英已经说不出话来,但还是艰难地叮嘱林彪向中央反映林育南等人的冤案。1942年3月6日,林育英在延安中央医院逝世,享年45岁。治丧期间,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叶剑英等轮流为他守灵。毛泽东还为他题写了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并为他的墓碑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几个大字。据考,毛泽东为人守灵、题写挽联、抬柩、题碑,仅只有过这么一次。

(图注:中共领袖集体为张浩抬棺送殡:毛泽东(抬棺者第一人)、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第二人)、杨尚昆(第四人)为张浩抬棺。右第一人张浩夫人涂俊明,右第二人林汉雄。)

林育南(1898—1931)是“三林”中的老二,他比林育英小两岁,比林彪大八岁。工人运动的优秀领导人和杰出组织人。  

林育南,1898年12月出生于湖北黄冈,早年就读于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1917年10月参加恽代英组织的互助社。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被选为武汉学生联合会负责人。1920年9月考入北京医学专科学校。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5月起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中共武汉执行委员会委员,武汉工团联合会秘书主任。先后参与领导、组织了1922年9月的粤汉铁路工人罢工、1923年2月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1925年五卅运动上海工人大罢工、1927年汉口工人收回英租界等重大斗争。

1923年6月,林育南赴广州出席中共三大,8月到南京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团中央秘书、组织部长,并兼任《中国青年》主编。1925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的领导和组织工作。1925年7月起任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秘书长。1926年9月起任中共湖北区委宣传部部长。1927年1月参与主持召开湖北省总工会一大,任大会秘书长,被选为湖北省总工会宣传主任。1927年4月至5月,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27年6月任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兼秘书长、宣传部部长。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林育南在湖北转入地下斗争,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中共湖北省委代书记。1927年底赴上海,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1929年11月在上海参与筹备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继续被选为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任编辑委员会负责人、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1930年起任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

1931年1月17日,他同何孟雄、李求实等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在狱中,林育南经受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宁死不屈,对党忠诚,同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和崇高品格。1931年2月7日,林育南与何孟雄等24位共产党员与革命者,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时年33岁。

林彪(1907年12月5日—1971年9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事家。原名林祚大,字阳春,号毓蓉;曾用名育容、育荣、尤勇、李进。

林彪是在两个哥哥的带动下参加革命的。当林育南和恽代英在林家大开办“浚新小学”时,林彪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当时他听从林育南的劝告,由私塾转入“浚新小学”读书。后来,林育南又介绍他到武昌“共进中学”读书,在这里接受了最初的革命启蒙和熏陶。哥仨感情深厚,据说林育南牺牲后,林彪一直不知详情。直到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之后,林彪才得知堂哥牺牲了,无比悲痛。

林彪 1907年12月5日生于湖北黄冈林家大湾,9岁入私塾,13岁起就读于林育南、恽代英等在黄冈八斗湾创办的浚新学校。15岁转入武昌共进中学,并于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曾被共青团武昌地委指定为共进中学团支部书记。

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中,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发起成立“共进图书社”,组织同学阅读进步书刊,并在陈潭秋等指导下创办“共进月刊”。后被湖北学生联合会推选为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学联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同年秋于共进中学毕业后返回林家大湾,父母要他就近谋一个教师职业,以便关照家庭生活。但他说服父母,决心弃教从戎。后经当地中共组织批准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编在步兵科第2团第2营第3连,同时改名为林彪。

在黄埔军校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并任3连中共支部书记。1926年10月毕业后,由广州北上武汉,被分派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参加北伐战争。

1927年4月随第25师73团(由叶挺独立团改编)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历经上蔡、临颍等战役战斗。7月随部移驻九江。8月2日由聂荣臻、周士第直接率领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后任73团3营7连连长。同年10月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地区。

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改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1营2连连长。同年4月随湘南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28团营长、团长,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反“进剿”、反“会剿”斗争。

1929年1月随朱德、毛泽东挺进赣南、闽西,3月任红4军第1纵队纵队长(亦称司令员)。期间,支持毛泽东继续担任红4军前委书记。年底在给毛泽东的新年贺信中提出“红旗能打多久”的问题,毛泽东写了后来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题的著名复信。

1930年6月任红1军团第4军军长,1932年3月任红1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率部参加了文家市、长沙、吉安、赣州、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金溪资溪等重要战役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曾多次指挥所部担任战役战斗的主攻任务,成为红一方面军能征善战的高级指挥员之一。在此期间,他还曾被选为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与聂荣臻指挥所部参加了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和强渡乌江作战。1935年1月参加了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指挥红1军团参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等作战。同年9月,红一方面军改称陕甘支队,任支队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到达陕北后,陕甘支队恢复第一方面军番号,重任红1军团军团长,并当选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随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1936年6月被任命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校长,后兼任政治委员。1937年1月,“红大”从保安(今志丹)迁至延安并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后,继续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并兼任抗大第一分校校长和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15师师长和该师军政委员会书记,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军委前方分会委员,率部挺进华北抗日前线。1937年9月25日与聂荣臻指挥所部设伏平型关,一举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团21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各种枪1000余支(挺)、军马50余匹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取得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出击作战的首次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同时使他成为名噪一时的抗日名将。10月17日,他以《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为题在《解放》周刊发表文章,总结出12条与日军作战的经验。平型关战斗后,率第343旅由五台地区南下,于11月初在广阳设伏,再歼日军近千人,缴获骡马700余匹以及大批军需物资。

1938年2月奉命率115师师部和343旅由晋东北南下,到吕梁地区开辟根据地。3月2日带师直属队途经隰县以北千家庄时,因身穿缴获来的日军大衣并骑着洋马,被当地驻军阎锡山部第19军警戒部队的哨兵开枪误伤。子弹从右腋经左侧背穿出,伤及肺和脊椎骨,从此留下终生未愈的植物神经紊乱症,并逐渐形成了怕水、怕风、怕光、一紧张就出汗的毛病。后送延安治疗,师长职务由343旅旅长陈光代理。从5月开始,边休养边参加“抗大”工作,曾就“抗大”的教育方针、军队的领导问题等作过多次报告和讲演。同年冬经党中央批准,赴苏联继续就医,住在莫斯科郊外科尔斯基村的一所疗养院(对外称“七部”或“八部”,共产国际称“中国党校”),由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将级教官授课。后来,在苏德战争紧张时,该部人员被编入苏联红军。

1942年2月经新疆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成员,主持军事教育会议,参加整风运动。同年8月,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提出要在西安会见毛泽东。周恩来从毛泽东的安全和斗争策略考虑,提议由林彪代表毛泽东到西安先见蒋介石,并得到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同意。9月中旬,他乘汽车由延安赴西安,因天降大雨,路上阻隔,抵西安时蒋介石已返回重庆。他由西安又赴重庆,于10月7日到达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此后近10个月,与周恩来一起同张治中、蒋介石等就克服内战危机、继续合作抗日等问题进行谈判。1943年7月与周恩来等离开重庆返回延安,继续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1945年4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军委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奉派到山东拟任山东军区司令员、中共山东分局委员。1945年9月下旬,当其行至河南濮阳地区时接到中央电令,遂奉命兼程转赴东北,于10月底抵达沈阳。此后历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并兼任东北军政大学校长等职。

进入东北初期,曾根据形势变化,向中央军委提出缩短战线的建议并被采纳。尔后,参与领导建立东北根据地,并组织指挥了四平、新开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等战役。1947年先后发动夏季、秋季、冬季攻势,歼国民党军30余万人,为在东北进行战略决战创造了条件。此后,曾对中央军委南下作战的指示迟疑不决,直到1948年7月才初步定下实施辽沈战役的决心。9月战役打响后,对敌情作出正确判断,在攻克锦州后果断举行辽西会战,围歼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取得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此次战役共歼敌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并使东北部队由出关时的13万余人发展到100余万人,成为人民解放军一支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

同年11月奉命率部入关,任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和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书记,与罗荣桓、聂荣臻一起,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进行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

1949年3月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5月兼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6月率野战军主力渡过长江,先后指挥了宜沙、湘赣、衡宝、广东、广西、海南岛等战役,共歼国民党军43万余人,解放湘、鄂、粤、赣、桂5省。在解放战争中,曾总结部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一点两面”、“三三制”、“四组一队”、“四快一慢”等战术原则,其关于战斗作风和战术问题的多次讲话曾印发部队指导作战和训练。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中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1950年6月参加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后,即举家迁到北京。因其怕光、怕水、怕风的毛病越来越重,开始脱离工作进行诊治。同年10月经中央批准,再次赴苏联就医。1951年回国后住进毛家湾,仍以休养为主。同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街,同时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王金昌] 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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